西山煤电潞安环能成本压缩空间越来越小

疫情信息报告、通报渠道不畅，修订草案在总体思路上首先强调突出对传染病的预防和预警，参见高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04年4月2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第6期，第435-436页。

但随着对自身和自然界认识的深入，人开始向自身之外的事物寻求权利，这时就涉及到人类本身的行为能力问题。这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三是医疗物资的有效供给与垄断之争。新冠病毒是不分国界、不讲人权的。《环球》杂志：相对其他权利，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等在西方社会总体而言地位如何？ 莫纪宏：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在西方社会都是重要的权利，这些权利已经进入联合国文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带有普遍性的权利。当前，为了防疫工作的需要，必须采取一些紧急措施来限制个人的人身自由，但这种限制要注意分寸，注意合法性，注意比例原则，只有那些真正需要限制的才可以通过紧急措施来限制。然而，新冠病毒的机理复杂，目前不仅流行病学调查意义上的一般规律无法掌握，研发中的疫苗或特效药何时能面世似也遥遥无期。

事实上，生命权是全世界公认的最重要的人权。二是科学防疫与有效防疫之争。国家安全审查在本质上是包裹政治内核的法律问题，程序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属于纯粹的法律问题，完全可以也应当接受司法审查。

（二）程序正义视角的投资者保护 尽管安审是各国基于国家主权所应有的权力，是保护国家安全的一道有效防线，但由于国家安全审查的内核是政治问题，安审实体标准模糊，这一制度也可能成为东道国政府阻挠外国投资进入的合理借口。与此相反，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意味着只有依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才为最终决定。进入专题： 外商投资法 国家安全审查 投资者保护 程序正义 司法审查 。考虑到作出安审决定的机构已经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而行政复议在性质上属于内部救济的范畴，赋予对安审决定提起行政复议的救济权利，意味着行政机关需要对自己的决定过程再进行一次重复审查，这往往起不到真正的监督作用，对投资者而言也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在外资安审配套立法中可考虑进一步明确安审决定豁免于行政复议程序。

另一方面会增加程序的透明性和可确定性，为实现投资自由化提供制度保障。新西兰的做法与之类似，外国投资者也可以将主管机关基于《海外投资法》（Overseas Investment Act）所作出的决定诉诸法院司法审查，但这种审查仅限于程序性事项[viii]。

显然，通过加强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问责制，将有助于增强其程序上的透明度和实体上的确定性，进而有助于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促进吸引外资和投资自由化目标的实现。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以下简称FIRRMA）。（六）注意安审决定与投资条约的衔接 赋予安审决定必要的司法审查，打造一整套监督和问责机制，有助于我国避免因违反投资协定保护义务及透明度规则而面临的被诉风险。2019年3月19日，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建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的条例》（Establishing a Framework for the screening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to the Union，以下简称条例）。

总体来看，FIRRMA坚持并扩大了外资安审决定的不可诉性，并在申诉范围、主体、时限、依据和管辖法院等方面对投资者诉诸违宪审查的权利予以规范和限制。前述Ralls案已为这一原则在国家安全审查行为中的体现提供了现实突破。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第70条第1款将法律委员会修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表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方面有望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结合上述学者观点和国际组织的分类统计，本文认为，就司法审查而言，将各国做法划分为实体可诉、实体不可诉（程序可诉）和基本不可诉三种模式更为直观。

国家安全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缺少明确的定义，其内涵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片面强调安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而牺牲投资者的救济权利并不妥当。

在扩大司法审查排除范围的同时，受Ralls案的影响，FIRRMA又进一步细化了投资者行使宪法性救济权利的规则。2017年10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对公平竞争审查程序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程序约束：一是建立健全自我审查机制，二是要求形成书面审查结论，三是细化征求意见规则和程序，四是建立定期报告和评估机制。

另一方面，问责机制也会对任意裁量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审查的确定性，促进投资自由化。标准模糊、程序不透明、缺少外部监督的外资安审，更是与东道国促进和保护外资的目标背道而驰。基于对国家安全与程序正义两类价值取向的不同侧重，各国对于安审决定是否应当受到当地司法审查采取了不同立场。条例指出，审查机制必须透明并明确规定审查理由及出具审查规定的时限，审查程序不得歧视对待非欧盟国家的投资者，并应允许对国家安全审查决定寻求救济[xii]。在维护东道国国家安全利益和投资者的私人利益这对矛盾中，如何实现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平衡，需要程序正义来发挥指导和制约作用，贯穿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审查范围明确清晰、审查权力合法运行、审查程序公开透明、事后救济有效保障，从而既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能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构建一个自由、法治、透明、规范的营商投资环境。因此，如何在国家安全审查中平衡两种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政策目标，在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创建具可预见性的、开放的投资环境，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依法作出的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其三，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实施上来看，各国职司安审的机构都集中在中央政府层面，不仅成分复杂，而且跨越诸多部门和领域。

由此可见，实际上真正不可诉的应是国家安全审查决定或是结论，也就是不应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实质性审查。例如，在休闲娱乐公司诉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长拉尔夫·威利斯案（1996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Pty Ltd v. the Honourable Ralph Willis，FCA 1189）中，法院认为是否有权以国家利益为由作出决定属于部长自由裁量权范围，且这一权利不应服从于任何外部强制。

尽管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区法院排除了对国家安全的实体考察，只从正当程序方面对涉案总统令的程序正义进行司法审查，但这无疑也是维护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xix]。如果裁决涉及保密信息，这些信息将由法官进行非公开查阅并保密[xi]。

《外商投资法》第35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2012年10月1日，Ralls公司递交诉状，认为奥巴马此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东道国当地救济是指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对安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东道国的法律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如此，一方面可维护国家安全审查的权威性，使该制度能够妥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作为促进、保护和管理外商投资的基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首次将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以下简称外资安审制度）提高到法律层面上，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采取国家安全审查可诉模式的投资东道国而言，赋予投资者以救济权不是突兀或任意的选择，而是将其作为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为保持其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其他各项内容相呼应和配套而决定的。

我国《外商投资法》第35条第2款规定：依法作出的国家安全审查决定为最终决定。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

对投资者来说，东道国基于安审决定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其利益，导致投资意向夭折、投资成本增加甚至被迫撤回投资。其一，国家安全概念的模糊性。

正是基于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上述特征，个别国家规定司法机关不能对国家安全审查进行司法审查。就投资协定层面而言，我国也应考虑与国内法立场的统一与衔接，尤其应考虑在国家安全例外条款中引入自决性的表述，将安审决定排除在实质性国际司法审查之外，这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十分必要。但是，晚近的一些新的司法实践和立法趋势表明，这一问题并非空穴来风，它可能成为未来外资安审实践中的一个焦点性问题。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外资安审决定不服，通常意味着被审查的外国投资者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存在基于投资活动而产生的法律争议。

其四，尽管外资安审制度作为一般性制度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项目，而非针对特定投资者，但是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特征，往往导致主管机关在审查外国投资时，还会考虑投资者母国与本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双方国际政治立场是否对立，从而在相同或者类似的投资项目上对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进行区别对待。如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是一个联邦政府委员会，由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国务卿、商务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司法部部长、美国贸易代表、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管等政府机构的最高长官组成，其中财政部长担任委员会主席。

行政诉讼则是一种外部的审查纠错机制，通常应就具体行政行为向属于司法系统的普通法院或者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请求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这在许多国家也被称为司法审查。程序正义原则作为约束政府行为、保护投资者的重要原则，涉及整个安全审查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提高程序透明度、保障投资者必要知情权等，而不仅仅限于安审决定的实质性司法审查。

在决定是否应给予投资者救济权利这一问题上，需从国家和投资者两个不同视角去分析其合理性。例如，美国CFIUS通常更能接受英国、荷兰、德国等西方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收购，但对不属于西方阵营的外国企业尤其是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则十分警惕。